2019年上班第一天和员工讲什么、不讲什么，陈成庄早已打好底稿。作为杭州一家互联网金融创业公司CEO，他习惯给新年定一个基调，拿一个框把一年的任务框住。定调并没那么简单，用他的话说，是对2018年一次全方位审视，从艰难、失败、困惑等词语描述的现实中，榨出几滴带血的经验。

在并不铺张的办公室，35岁的他挠了挠灰白头发，数出三个关键词：不扩张、抗风险、活下来。

2017年底开始创业，他像是坐上滑滑梯，滑过中国创业浪潮的拐点。起点是热闹非凡的融资环境，然后滑向2018年：银行去杠杆、p2p暴雷、股市大跌、无资可融……大批创业公司死在裸泳的沙滩。

既无明星项目，又无一线资本加持，陈成庄将这类创业同行，称为 “草根创业者”，或者是“末端创业者”。他们时而被说没有资格创业，时而被捧为坚韧的代名词。在全民创业狂欢之后的寒冬，草根创业者从各路风口最先下坠，着陆在现实之上。

“丐帮”的脆弱

32岁的仇成也是一名草根创业者，匍匐在创业者链条的底端。他的栖息地在北京的望京。

创业者聚集的地方必有咖啡馆。一处创业园大楼，1楼咖啡馆最低单价18元一杯，是附近区域的价格洼地。2019年年初的一天，仇成一脸疲惫，他不点咖啡，手往上戳了戳，表示公司在楼上，聊完得立马上去。

他指的是楼上一间教室大小的孵化园，有30多家公司。他的公司镶嵌在一堆公司里。一张8人的长桌，能负载四五家公司。相比租金一天就上千上万的大公司，这里租金算得便宜、精确——每月1000元，一位。座位易主快是常有的景象，上个月旁边还是十几人的团队，“数据、融资都不错”，到第二天就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再过两天东西都收走了，给“左邻右舍”发个微信，“哥们到哪哪找工作了，有缘再来合作”。

仇成苦笑道，这样的场景几乎天天发生。

这里是明星创业公司的反面。比如项目并非野心勃勃，都是从小得不能再小的口子切入，比如给租房者找同伴，为高考填报志愿提供参考。

仇成是逆向思维，看着扎堆的公司，干脆做点小生意：为创业公司拍路演视频，帮忙搭线投资方。

投资人也“不是像你想像的那种”，仇成解释，他几年前认识一个房地产老板，想搞项目又没精力，就找到朋友从国外学金融回来的95后儿子，“拿钱去投一投玩一玩”。

仇成把身边创业者融到的资称为“小钱”。有人靠众筹，5名股东每人凑20万，最多融上百万。而他的公司靠一笔50万的投资，从一年前支撑至今。

也有从未融到过钱的公司。在仇成“摊位”后5米处，剃着光头、身子单薄的李贝克独自坐张桌子，四周空荡生风。26岁的他一张白面瓜子脸，说话气息细弱，与想象中“老板”二字相去甚远。这个给租房者找同伴项目的公司一共4人，3人上街跑业务。CEO李贝克开了十几张信用卡，借40多万元创业。他学会一套资金“腾挪大法”，但至今没有破功。

出身福建农村、毕业就创业的李贝克把搬来这个孵化园称为“奢侈”的决定。之前团队驻扎在国家图书馆，巴巴地占点免费的空调、场地。若开会，几个人走到楼道，不打扰看书的人。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嫌点外卖贵，团队干脆租住一起搭伙做饭，4人一顿顶多吃30元，菜品一般是黄瓜丝和西红柿鸡蛋。两年他们吃掉上千只鸡蛋。而来孵化园则多出租金、地铁费、午餐补助——因为离住处太远做饭取消。李贝克点着指头，算出一个“难以承受”的数字，每月多了7000多元开销。

他把“同桌”也统称为草根创业。如今创业派系多，bat、美团……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团队学历也平平，他学历在团队里含金量最高，211大学。 “叫草根是太客气了，应该叫丐帮。”李贝克不好意思地笑笑，称别的创业者还有件干净衣服穿，而自己什么都穿不上。

楼下的咖啡馆，正午转向黄昏，周围人流转几波，说着“着急上去”的仇成，并没有行动，把天聊到第3个小时。因为回了趟老家湖北，三四天没来公司，他完全能想象现在上去的景象，七八人围上来，你一句我一句，各种琐碎的事包围他，和核心业务毫不相关。

地处望京的咖啡馆里，经常坐着办公、谈合作的创业者和公司白领。

最近的一个烦恼是一张开错的4万元发票，由此顿时要多掏5000元税钱。对他来说，公司得以支撑至今都因为预算卡得紧，衔接刚好。5000块是一个人下个月的工资，财务出任何状况便拿不出一丝闲钱。“要员工自己掏这个钱吗？”，他称自己陷入“关于人性的拷问”。

另外就是，不敢开除任何一个人，对待员工必须小心翼翼，是他体会到的草根创业的脆弱。前两天他让一名性格内向的员工，多兼任一个岗位，他刚说出这个想法，员工就不假思索地说，“老大，老大，我想离职了”。脸上无波澜，员工转身就走。

他仔细算过一个员工离开，代价是要花至少1个月重新招人、培养。曾有人离职，交接工作花了1个月，因此他要掏两份工资钱，至今他都啧啧感叹，“哎呀，这个成本”。

说到这里，仇成停了停，突然提到一位因资金链断裂而自杀的明星创业者茅侃侃——“他就是在后面这栋楼里办公的。”他背后是望京的诚盈中心。

幸亏，幸亏

仇成把大部分草根创业者的烦恼归于——没钱。创业前他很少体会“穷”的滋味。父母是公务员，他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了国字头媒体工作，这在家乡是金子般的履历。而如今5000元钱就能让他拷问人性，最讽刺的是，这家立志为创业者拉投资的公司，也难以为自己多融到一分钱。

李贝克正在体会着没钱的惨重代价。有一天上班，发现公司网站无法打开，重要的数据都丢失。一查，黑客在数据库留下一行字，“获得解锁密码，转账0.5个比特币”。按当时兑换标准，大概5000多元钱。没钱，外加有连环诈骗的风险，他做了一个最艰难的决定，数据全弃掉，从头开始。

投资环境吃紧并不是没有预兆。2017年底“史上最严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放出，基金审批开始变难，到2018年4月正式出台，原本由银行系统流入创业公司的钱被切断，占比达八成。新规的背景基于金融风险防控迫在眉睫。

去年7月格外难过。贸易摩擦，让国际投资者变得犹豫不决。而p2p暴雷，投资者则更加谨慎。就在骤冷的夏天，李贝克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把项目摆到投资人面前，“实在缺钱”。

他们的模式简单，一个微信号为用户发布租房信息，匹配相对应的房源和舍友。他们只收相当于中介20%的费用。为了争取投资，李贝克提前几个月谋划，把平台粉丝提高到10万。为此一向“很省”的他还多雇了两个人去街上发传单。

见投资人前他信心十足，10万粉丝的流量，每个月小一万多收入——这对初创公司来说算不错的筹码，何况之前不少人靠一个ppt就能空手套白狼。对于融资，李贝克的印象停留在1年前的浪漫梦幻，一个朋友在上海做路演，讲完后没人感兴趣，而一个年轻妹子觉得他人不错，两三天后就给他账上打了20万。一位传统行业老板曾投给一位朋友10万，并不是项目好，而是想了解互联网玩法，花钱让他带着见识下。

“一个月成交多少套房？核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到底怎么赚钱？”对面投资人，突然几个问题噼啪追下来，让李贝克局促不安。他知道没戏了，因为他也说不清核心商业模式。租房是个大场景，但交易频次低，赚钱不容易，泡泡就这么被戳破了。

拍过500多家草根创业公司的仇成，如此看待为什么要创业——大家都是在河边走，突然有一天被人踹一脚掉进去，就开始创业。比如，一个朋友被朋友拉去做副总，业务分歧大，与老板闹掰了，公司快垮时老板走了，自己本只是去帮忙的，结果不得不挑起大梁。

拍得越多，他越发现，草根创业者大多受到不切实际的鼓舞，某某公司大佬某个会上一段话，以惊悚的标题往媒体上一摆，年轻的朋友看过后，感觉自己也可以去创业了。有的孵化园，有免费扶持的工位，为期3个月。有些人觉得方向不对，3个月干不完就悄悄走了。有时拍创业者，今天拍他在做体育，明天可能就拍他去做区块链了。

杭州一家创业孵化器的副总潘杨欢每年要看不少项目。去年底一次投资机构圈子聚会上，人们互问2018年投了多少项目，有的投了两家，最多的三家，而之前的数字是乘以倍数。大家感叹幸亏，幸亏，这两年的项目几乎全军覆没，2018年能活下来的更少。

潘杨欢把时间从2015年的双创潮算起，杭州的海创园、梦想小镇从“要为人先”的欲望里长出来。孵化器越做越大，梦想小镇地下停车场一个车位要停两辆车。她把“3年”看作一个商业模式的成型期，从2015年到2018年正好是一次检验。从过往死掉的项目里，她总结团队、技术、现金流是成活的关键。如此一筛选，得出的结论是，草根创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如今大学生提交项目申请表给她，都会被劝回去工作。最近她投的学生项目是哈佛大学生土壤培植，“关键是看到技术啊”。

杭州知名创业园区——梦想小镇。图/ 网络

面对创业者，投资人变得更细致了。要看财务模型，变现能力，总体变化是更务实。比起往年投赛道、铺流量的做法，如今更像是回归正常，“提问商业价值不是最根本吗？”

没有融到钱，李贝克摆出各种理由，最后想到的是不懂去混各种投资人圈子，又没有派系支持。“把自己拿得太高，没有去死磨。”但他安慰自己，看别人脸色的日子不好过，“我看用户的脸色就够了”，语气里满是天真。

自救

钱是够不到了，只有自救一条路。草根创业者散发着野草一般的求生欲望，吃相满不在乎，“没什么还害怕失去的”。

孵化园里到处是“自断其臂的嚎声”。有些公司上半年还是8个人，到下半年就只剩2人扛住——老板和不能再减少的员工。业务线从繁杂中解脱，变成最简单粗暴的一条，卖最好卖的，不管是否与初衷甚远——立志填补高考填报志愿市场的公司，最后卖起课件视频。李贝克的公司初衷是解决租房黑中介问题，现在靠发布租房信息活着。仇成在考虑要不要把公司变成拍广告视频的，拍一条算一条的钱。

为了不拖累合伙人，李贝克想尽早放他们去找工作，他们常年领3000元左右的月工资，靠花呗度日。有人在2018年10月份辞职找到工作，而到了11月份辞职的那位至今没找到雇主，为此他内疚很久。找工作的时机也佐证着寒冬在2018年底变得更加严酷。去年10月，股票市场跌至最低2449点，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再敢大量压股票去投资。降级、裁员等各种枝节从缺钱这条根上生出去。

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6岁的创业者何成航（化名）没钱后，从老公那里断断续续拿走30多万填给项目，都来不及走公司的帐。掉入无底洞之后，2018年11月，她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原来她公司的微信号1年前转发一篇没有注明出处的文章，对方索赔3000元。钱不多，但意志压垮了，那段时间她全身长满寻麻疹，创业3年一直工作饱满，而那几个月她天天想睡觉。李贝克毕业后创业至今，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又遇上母亲生病，他感到很难受。要真急着要钱，李贝克不排斥卖掉项目，但越着急肯定卖得越便宜。

创业者的噩梦之一：面对濒临破产，空无一人的公司办公室。

重压下要寻找一丝希望，容易病急乱投医，人开始求救于一些虚无的东西。仇成的朋友圈里常有创业者晒出行业英雄、时代弄潮儿诸如此类的封号。所属的家乡政府要招商引资，拿出几万块的奖励金，请年轻的创业者在论坛上讲两句，再到当地注册，引得创业者趋之若鹜。他坦承自己也迷失其中，上个月还回家乡湖北领了一个奖。这里的耗时耗力，他很清楚，但也能体会人在这时都渴求一丝安慰和安全感。

此外，一些电视台做敲锣仪式，给创业者挂上红围巾，模拟上市。之后推出三天两夜与投资界大咖对谈的特训营，收取六七万块的差旅费。急需融资的创业者，也会掏这个钱。但很多人掏钱之后，发现真需要钱时，就更没钱了。

资本从来不是雪中送炭，只会锦上添花，寒冬里，仇成悟到这个现实。“过往大家都依靠融资活下去的惯性思维，只会让项目死得更快。”

回归本质

当然，穿过寒冬层层困阻，也有一小撮幸运儿成功过渡。陈成庄算是一位，他创业始于一笔3200万元的融资。故事最可说道之处是，作为一家创业1年多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成功跨过了2018年杭州p2p雷区。

陈成庄个头不高，单眼皮里蓄着光。他来自精明商人扎堆的温州。对于避开p2p雷区的幸运，他神神秘秘地归于一种“第六感”。2017年底他发现，身边的温州朋友吐槽银行贷款逾期率提升了，做按揭贷款也难批。当时他的公司p2p业务有几个亿，摸到资管政策缩紧的讯息，他决定压一压规模，从小微商贷到车贷，一点点停。到暴雷时，规模只有几千万。当时也有朋友、亲人打电话来关心，“活得下去吗？”“过得还好吗？”，语气急切。暴雷新闻轰炸下，老妈甚至让他早点去找一份工作。“我过得很好，没问题”，在杭州海创园的办公室，陈成庄调皮地眨了眨眼，“对吧？”

在全国P2P爆雷平台数量统计中，浙江省爆雷数位居全国第四。 

压缩、减少，在形势大好时刹车并不简单。在陈成庄看来，之所以人会被创业控制，是本能地认为创业必须做大，不接受小，压力和焦虑都来自妄念。他一直以来，性格谨小慎微，这也使他对风险敏感。他手指了指墙上，一块匾上写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最后让公司活下去的业务，看似和出发点很远，从互联网金融到游戏机租赁，当然底层逻辑都是互联网信贷体系。陈成庄有着温州人的柔软身段，认为宏观环境不好，微观就要调整。“乔布斯说‘less is more’，力量往小方向聚，单点打透。”他嘿嘿笑着。

如今他的另一大改变是，爱问员工一些“大”问题：“你到底应该做什么？”“你能创造什么价值？”提问场景包罗万象：可能是下属征求他新年送客户礼物的意见；递来的年会预算策划；买一把椅子的报销单等。

向“本质”发问是他的目的——到底什么是创业公司应该关注的。他眼里送礼的本质是情谊，年会的目的是反思，只要与本质无关的，大手笔哗哗往下砍，毫不心软。如此，年会预算从五六万直接砍到1万左右，而一把椅子超过500元就会心疼。他谈到之前新闻说ofo的一条沙发上万元，眼里满是羡慕，“但创业坐地上也可以创啊”。

在他看来，回归本质，是寒冬里最重要的事。他并不打算融资。“冬天来了，肯定是少动，窝在家里养着，这时候怎么能出去跑步挨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