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行语到表情包,从恶搞视频到电音单曲,无论是创造力、执行力还是传播力,2018届网友都堪称班主任口中“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 在这个“混制文化”主宰流行的时代,附生于多种多样的媒介载体,remix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正事儿。笔者就和大家一起看看,眼花缭乱的流行现象背后,藏着怎样一群“混”世魔王。 混制文化的前世今生 混制文化又称读写文化,描绘的是一种允许和鼓励衍生作品的社会文化,通过组合、编辑、混合现有材料来制作新的作品。混制文化本质上就是二次创作。表情包文化、鬼畜文化、同人文化等很多流行文化都是混制文化的表现方式。 网友不生产素材,也不只是素材的搬运工。什么叫“混”得有个性,“混”得有技术?2018届网友给我们做了出色的示范。 王思聪吃热狗的衍生品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真·顶级流量”,“菊风行动”给大家打开了新一代粉丝应援策划的奇妙大门,旅行青蛙是怎么被佛系青年们“混”得风生水起,流行语、沙雕表情从交流新秀到烂梗操作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种种现象背后似乎都离不开混制文化这股神秘力量的操控。 实际上,混制文化早就不是新鲜事。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认为,“19世纪的美国艺术可能源于混合、搭配以及融合各种来自土著和移民人口的民间传统。”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文学类型Cento也属于混制文化的经典案例,Cento是通过直接借用其他作者作品中的诗节或摘要,以新的顺序重新组合而成。 其实无论是劳伦斯·莱斯格于2008年描述的混制文化,还是更早的时候,1992年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迷和参与性文化》中提出的参与式文化,本质上都突出了媒介消费者角色的转变。数字技术的出现,打破了集中专业生产和分散消费的局面,随着读写设备的普及,消费者不再被动,本身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被再次激活。 当“prosumer”出现,称霸互联网的“混制文化”也就应运而生。 网络狂欢也需要入场券,你的交易资本是什么? 混制文化就像一场乐队花车游行,造就了一种大家都在做这件事的热烈氛围。但它又不像参与花车游行那么低门槛,这场狂欢需要入场券。 混制文化现象从产生到发酵,传播链条上的每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的特征,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资本来交换这场狂欢的入场券。 盗猎者狂欢:加速信息二次降落 盗猎者狂欢本质上就是粉丝阅读的社会过程,粉丝个人的阐释在其他网友的讨论中被重新塑造和巩固。 深切懂得互联网新巴别塔的朋友应该已经习惯了微博热搜上完全看不懂的英文缩写以及似懂非懂的中英组合。心中没有一丝波澜的同时随手搜索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公约常识。 为了不落后于时代,很多网友自力更生、自学成才,勉强明白“IG牛逼”的意义时,发个表情包以示同乐。 同时还有一些佛系青年,发生了如下真实对话。 “为什么热搜我又看不懂了?” “你又不打游戏,睡吧。” 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不会错过IG胜利这件大事,网友的“二次创作”加速了信息“第二落点”的到来。 “王思聪吃热狗的表情包太逗了!”“妈,咱家缺个捣蒜器吗?”“壁纸啥的就算了,冰雕都能做!我还是个合格的网友吗?” 圈外人从网友排山倒海般袭来的二次创作出发,对王思聪吃热狗事件的新闻六元素“5W+1H”进行追问。从为什么王思聪在韩国吃热狗到中国队竟然进了世界级电竞决赛,再到终于理解昨天的微博热搜以及男生宿舍为什么昨夜突然关心“埃及”。至此,一次信息传播在个人内部完成了闭环。 圈外人也许不如圈内人对事件反应那么敏捷,但有趣和幽默始终是人的刚需。王思聪吃热狗的表情包远比“IG牛逼”四个字更能捕获圈外人的注意力。与之同理的是走出饭圈的“菊风行动”,从表情包轰炸到花式拉票,王菊现象超出了一位女团选秀粉圈理论中应有的样子。从朗朗上口的打油诗、趣味段子到电音应援曲,从魔性表情包到衍生语言《菊话宝典》,“陶渊明”也是能在混制文化历史上写下一笔的人物。 盗猎者本是在圈层内狂欢,他们“盗猎”出自己感兴趣的文本,将其从语境中取出,打碎,再按自己的想法重新混制拼贴。但二次创作的过程使圈层属性淡化,人们共有的情绪被突出放大,情节感降低了入圈讨论的门槛。 王思聪吃热狗从最初的照片上传,到配字、修图等基础版表情包迅速传播,再到漫画家@大绵羊BOBO的参与,漫画版被网友以头像、壁纸、小游戏、雕塑等各种方式二次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混制的作品拥有了别的意蕴,原生的电竞话语属性被淡化,而人们共有的恶搞、趣味等情感触点被突出。扩大讨论规模的同时,圈内人又向更广泛的人群彰显了未被“混制”前,圈层文化的原有壁垒和专业特性。 脑补者狂欢:意义因你而完整 这里的脑补是个褒义词,正是脑补者愿意以低成本进行混制、拼贴,才使许多文本的意义更加丰富完整。脑补者的狂欢达成了人与文本的互动,个人与群体在混制文化中的互动。互动才是脑补者的初衷。 傅首尔在奇葩说中说:“李诞只告诉我们人间不值得,但是我们能去哪儿,他没说。”李诞调侃,“能不能不要滥用名人名言,我的原话是‘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 此时惊觉,被五字表情包刷屏太多,似乎已经记不清原句的含义。 李诞曾解释,他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别太跟自己较劲,要么跳过,要么行动,不要纠缠。而在网友二次创作中,“人间不值得”多了一种无力感、无助感的自嘲以及对主流价值观的反抗和质疑。 正如罗兰·巴特所提出的“作者已死”,在作品完成之际,作者就已经死亡,剩下的文化创发工作是读者的权利。所有阅读活动,都是读者心灵与一个写定“文本”的对话,价值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 素材的出现只是吹响了开局的哨声,用户接招,过招,玩儿出花样的时候,混制文化才真正萌芽。流行语某种程度上只是为大家提供了原始素材和场景,真正的意义是在网友们的自述和交流中产生。网友带有人生感悟和独特个性的二次创作为流行语赋予了更丰富的语境,加速了语义的流动,但同时也迅速消耗着语言的惊奇感和新鲜感。流行语就这样一代代迅速崛起,又一个个被迅速掏空。 其实不只是流行语,许多游戏也是靠着脑补者的互动风靡一时。旅行青蛙就是个例子,很多人认为从游戏本体出发,旅行青蛙在机制、系统、内容深度、黏性、交互方面都存在短板,但复盘它的火爆,就能发现社交圈的传播功不可没。玩家脑补出了丰富的故事情节,以表情包、漫画等形式进行二次创作。当代青年的生存焦虑等情感投射以及教育观、养娃心得等社交话题丰富了表情包和游戏本身。 孤立的图片、文本甚至游戏本身并没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用户的创作串联起了素材和现实的要素,脑补者的存在和行动丰富了作品的意义,赋予其流动的生命力。 游戏者狂欢:只要快乐就好 正如德塞都说的那样,读者是没有固定位置的游牧民,他们在不同的文本间挺进,挪用新的材料。读者的参与是一系列的“前进和撤退,玩弄文本的战术和游戏。” 游戏者也许是创作力最低,但传播积极性最高的参与者,正是有他们的捧场才造就了全民混制的汹涌热潮。 史蒂芬森认为“游戏精神是文化发展的本质,游戏是消费时代的产物,取决于与其相对的异向型人格”。什么是异向型人格?在史蒂芬森的描述中,关注琐碎细微的事物和有限需求,无关承诺,无关时尚,快乐就好。 所以不论是刘昊然版“给年轻人的忠告”,还是动物版,拼贴混制带来的解构原文本、颠覆传统、张扬个性的快感都使参与者忘我投入。信息和娱乐的界限在互联网上变得模糊,人们并不在意切实的价值,畅享自我沉浸和围观的快乐才是正事儿。 今年流行的沙雕文化系列表情包也是混制中的新秀,“震惊体标题+一句废话+相关图片”的混搭,亦或是给表情包配音的清奇短视频,即使事后觉得“自己智商被摁在地上摩擦”,但在艰难的生活中,我们看到时依旧会忍不住会心微笑。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联网精神,我们也习惯随手转发。 传播的游戏理论强调一种站在受众立场上的自我参与式的主观体验,关注的是游戏中主体的自由、投入与愉悦,所以“传播游戏并不强调规则,而强调人们在传播中的主观经验,即传播快乐。” 混世魔王们的紧箍咒 你知道“王思聪吃热狗”这句话已经被申请注册商标了吗? 你注意到王思聪和漫画家大绵羊BOBO转发陈赫TIANC x iG联名款T恤时都注明了“正版授权”吗? 没有人能忽视IP的价值。混制文化助推了IP 的热潮,但由于其特殊属性,混制文化也常在侵权的危险边缘试探。 因表情包吃官司并不是个笑话。艺龙网因发布含有“葛优躺”图片的微博,被法院判定侵犯肖像权,赔偿葛优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共7.5万元。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堂发曾表示,“如果截取表情包图像以商业使用为目的,未经肖像权人或其三代以内近亲属同意,就会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害。”如果表情图形存在对权利人不适当的“艺术”处理,体现为一种“丑化、歪曲”的效果,则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除此以外,著作权是混制文化更容易触碰的高压线。 2017年4月,三家影视以侵犯著作权为由起诉谷阿莫“x分钟带你看完电影”系列,今年六月,台北“地检署”认为谷阿莫涉嫌违反“著作权法”决定起诉。谷阿莫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二次创作属于合理使用范围。 在学界和业界,关于二次创作最大的争论就在于它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 国际上公认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主要有“三步检验标准”和“四要素检测法”。但是学者也指出明显瑕疵——个别重要的概念如“滑稽模仿”“二次创作”没有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 也许你会说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因为商用而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著作权法的确滞后于当前网络技术的发展。司法实践的困难对权利所有者的利益和二次创作方的热情都造成了伤害。 首次提出“混制文化”这一概念的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认为,“混制的权利是创造性自由的一种批判性表达。”作家、社会活动家科里多克托罗也倡导大家反思“我们需要决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监管。” 在音乐和艺术方面,协作一直是创造力的福音,而信息革命以新的方式支持了这一点。 希望等到法律跟上了时代,相应的法律意识也得到普及的一天,混制能成为一种常规引用和评论的方法,一种规范的拼贴、戏仿和致敬的形式。到那时,混制文化也许会成为更广阔文化环境的一部分,更多的创作冲动得到满足,更多人获得在媒体迷局中寻找自己的方式,更大规模的集体能在困惑和混乱时刻,协作出对我们所处文化的共同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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